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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贝马斯的理论不符合法国历史，但他的一个观察是准确的：1789年革命为怀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提供了新机制，一夜之间创造了英国经过一个世纪的缓慢进程才取得的成就。[437]这一论断意味着他认识到法国历史的独特性，政治剧变最大程度影响了现代思想的进程，在传统的断裂带上有民族前途的零星希望。民主暴力有别于教权与君权，却一样让人恐惧，“公共性”在法国革命后有了恐怖色彩，民众对之有疑惑：大众民主化趋势中会不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？法国革命期间，德国流行着一首讽刺诗：
在这个都在传诵的口号面前，
甚至民众的老爷们都战战兢兢。
好意地拍拍他们的假发：
竖起你们的耳朵！
这个词就是“公共性”。[438]
暴力革命瞬间造就了一个公共领域，或是一套关于现代观念的政治话语体系，这是法国历史模式，不是自然的政治进程。革命公共领域是旧制度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之间的过渡阶段，它有可能败退，比代表型公共领域还要专制，也有可能向前，转变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，但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。革命后的百余年，法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摇摆不定，宪法或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先后有十六部（1791年、1793年、1795年、1799年、1802年、1804年、1814年、1815年、1830年、1848年、1852年、1875年、1940年、1945年、1946年、1958年）。1875年宪法之前，法国国体屡变，公共信用难以建立，人心不稳，观念繁杂，拿破仑对此也无对策：“新8月18日，你们撕破了宪法，新4月22日你们撕破了宪法，新5月50日你们又撕破了宪法，现在已没有人尊重宪法。”[439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