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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中世纪贩奴船般的旅途中，他们的食欲、困意，每一根最微小神经的最末梢，全都麻痹了。许多人的文艺细胞和创造性思维，却变得空前活跃，才华横溢。
这是一种本能，如同被扔进舱底的鱼儿的蹦跳。
“老三听，不但战士要听，干部也要听，哪一级，都要听，听了就要唱，要在‘呼嗨’上狠下功夫……”
他们在“呼嗨”上下的功夫是那么狠！
把“文革”中“副统帅”的语录歌加以篡改，使他们获得极大快感，乐此不疲。每节车厢里失掉了职务的知青“干部”们，耳听“呼嗨”之声唱成一片，则只有默然而已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在这次列车上，没有什么“干部”，也没有什么“战士”了，都是返城知识青年。等待他们的，都将是相同的命运——待业，在城市重新寻找到一个继续生活下去、奋斗下去的点。大返城造成了他们之间地位上的平等，起码在本次列车上，在误点十三小时的旅途中是如此。平等的意识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永远是能够获得某种安慰的意识。他们又疲惫又亢奋的头脑，还来不及预见到，城市将在他们之中，划分出多么细致又多么难以超越的“等级”。划分得很细，很细。
这种互相体验到的平等意识，使熟人或生人之间，极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。谁都明白，一回到城市，城市便会将他们隔离开来。他们不再是社会无法忽视的一个庞大集团，而成了单独的、孤立的“个体”。无论他们情愿或不情愿，无论十一年来朝夕相处的或在列车上刚刚互报姓名的，他们将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，人数众多地重聚一起，他们将必须以全副的精力在城市寻找和占据一道起跑线，开始新的冲刺。他们对城市所怀抱的一切希望，都只能从一道新的起跑线上去实现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，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。